掌上策略救过延安的顶级特工，为何成了“不安因素”？67年改判无期徒刑

潘汉年有没有冤？我看当然有。

说起他私下去见汪精卫，我认为，事前不请示是来不及，有情可原，但事后不汇报是不对的。

其实，从宏观的角度看，组织上批准他为了拿到情报，是什么人都可以见的。但是，具体到某天见某个至关重要的大人物，是需要授权的。这个授权，潘汉年没有拿到。

1952 年11 月，潘汉年（前排左一）到上海火车站欢迎参加“中苏友好月活动”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。

也就是说，他不是不能见，只是要得到批准，而且要及时汇报。

按照这个逻辑，他所犯的错误，只是没有请示汇报，而且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害。

但是，他受到的惩罚，却是过于严重的。

首先，他没有了辩解的机会。其他了解情况的人为他所做的说明，没有起到作用。

罗青长有这样一段回忆：

“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，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，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。周总理要我告诉李泽田，组织一个小组，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，搞一个审查报告。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，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，我任组长。

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，按年月日排列，潘汉年怎么报告的，中央如何指示的，搞了3个月。根据档案材料，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，如打入日寇内部，利用李士群等，中央都是知道的，档案中都有记载。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，中央也有指示，是完全允许的。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。

经过审查，由李泽田出面，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。报告列了7个疑点，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。这几个疑点问题，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。当时提这几个问题，实际上是陪衬，因为既然是审查，当然不能不提疑点。

接着，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：

（一）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，利用汉奸、叛徒、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。

（二）潘利用袁殊、胡均鹤、李士群，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。

（三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：（1）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，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，延安于6月20日收到。（2）苏德战争爆发后，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。（3）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。这是当时延安，毛主席、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，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，得到了中央的好评。

（四）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，直到上海解放。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。日本投降后，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，解放上海。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。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。但两天后，心里感到不踏实，就召集会议，提出重新考虑。他说，上海工作不错，里应外合，可以占领上海。但占领以后怎么办？根据当时情况，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，新四军主力来不了。即使占领了上海，以后还得退出。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，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。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，停止武装起义。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，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，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。如果消息泄漏出去，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？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，知道许多机密，但都未出事，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？至于说上海“二六”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，陈云同志说，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，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，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，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！

（五）潘所属的重要关系，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。是毛主席、周总理所知道的。

李泽田的报告，有理有据，十分有力，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，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，请中央予以重视，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。”

李泽田是隐蔽战线的最高领导人之一，开国上将，中央调查部部长，而且他的报告也是实事求是的，但是当时“左”风越来越盛，这个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。

很多人也看出来这是冤案，但是不敢明说。

潘汉年是1955年被捕的，他先是被关在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，1960年3月，秦城监狱建好后，潘汉年又被移送到那里。对他的审判，拖到了1962年。

这个案子是“钦定”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，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，德高望重。高法每个人都知道谢老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要送给我签字，我必须看案子；不看案子我不签字，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。”

但是对于潘案，他也只能这样表态。他对审判员说：“你们辛苦了。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，提出了你们的看法，这很好。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，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。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，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。”

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：“还有宋代的岳飞，他主张抗金，却被诬陷要谋反。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？当然有人知道。但在当时，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？”

潘汉年被抓后，很多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，几十本案卷里，涉及的证人证言特别多，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都写进去了，可见潘汉年被抓在当地所引起的恐慌。但即便如此，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。比如，当年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，和潘汉年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胡愈之，在潘汉年被捕后写过一份材料，说他和潘汉年从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，两人谈话甚多，比如：“潘汉年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，找旧小说来看，有些消极”；“潘当时对革命前途，似乎缺乏信心”。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证性意义。

当时的审判人员回忆：对于指控，潘汉年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，除此之外，他一概不承认。但是在看案卷时，他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：对于投向国民党、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，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。当时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，告诉他只要认了罪、判了刑就放人。

有人认为，潘汉年是受了毛泽东的指令去见汪精卫的，而毛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关押了潘汉年，而且一直不放他出来。

我倒是不赞成这个说法。因为潘汉年被判刑一个月后，就假释获得了部分自由。

的确，毛泽东曾经和汪精卫有密切的关系。

1923年6月中共三大，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，中共通过了国共“党内合作”的决定，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,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，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党员。就连陈独秀在做三大报告时也宣称：“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，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正确。”

毛泽东在“三大”中地位是上升的，那是因为他工作出色。在中共三大报告中，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、北京、湖北等地的工作后，特别表扬了湖南：“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。”因此，三大之后，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，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，成为他的助手，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。

以我看，更为重要的是他扩大了社交圈子，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。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，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，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。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，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，钦定他为候补委员。

在国民党一大之后，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，这时，他又受到了时任国民党执行部负责人之一的汪精卫的赏识。一九二五年十月，毛泽东受命代表汪精卫管理中央宣传部。

那时，孙文刚刚去世，作为孙文遗嘱起草人的汪精卫炙手可热，出任广东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。汪身兼数职，无力主持刚成立不久、却非常重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，故而将毛泽东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。

于是，毛泽东从数年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不名一文的临时工，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一级的显赫人物。虽然只有八个月的时间，但在毛泽东的履历上，也是可圈可点的。

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的座位为十五号，可见地位。这次会上，毛泽东作了《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》报告。蒋介石也在这次会议上上台讲话。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，也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。

在这期间，毛泽东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个插曲，就是毛曾写信给汪希望增加自己的薪水，大意是说生活困难、家庭负担重、收入不够维持。据说，汪精卫还真的调整了毛泽东的薪资。

当然，后来，汪精卫成了叛徒，公开投敌，毛泽东对他就没有任何情谊可讲了。但是，对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，毛泽东也有恻隐之心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此前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的陈璧君，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服刑。与陈璧君颇有私交的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、周恩来，替其说情。毛泽东应允只要陈璧君写个认罪声明，政府就下个特赦令，将其释放。

宋庆龄与何香凝给陈璧君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，彼此都很了解。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，我们十分尊重你。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，一直持同情态度。……今天上午，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。他们明确表示，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，马上恢复你的自由。”

信很快送到陈璧君手里。陈璧君提笔写了回信：“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，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。”

因为有渊源甚至有感情，或者说有隐情，毛泽东要关死潘汉年，似乎也不是事实。

潘汉年与夫人董慧

审判中潘汉年认了罪，判刑15年，但一个月后他就被假释出狱。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经被释放，所以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。虽说头上仍戴着“反革命”帽子，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，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，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、种种树，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，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。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，肉、蛋都有供应，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。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情绪也相当稳定。据说他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，继续为党工作。

但是，1967年，文革进入高潮，很多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干部都被关进牛棚，被打倒在地，何况潘汉年！

1967年，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。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：“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、饶漱石、潘汉年抓起来。”1970年，在没有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，潘被改判无期徒刑。

1977年4月，潘汉年以“萧叔安”的名义在长沙病亡，享年71岁。

五年之后，1982年，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、恢复党籍。

像潘汉年这种“地下工作的高手”，在战争年代可能非常重要，但到了政治秩序稳定之后，反而容易成为令人不安的人物。这也是他后来命运悲剧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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